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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侠莫名其妙地传来一张照片，告诉我是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千年的墓地，十五万个墓穴等候着上帝莅临指导工作。

而我的祖先崇拜来自毛子顶，那是我家的祖坟。也竖了几块碑，最早的大概是爷爷的爷爷，并不久远。碑文经过好一顿润色，是子孙为老子吹的牛皮。他们走过，活过，种过，收过。然后就走进了墓茔，坟上长了草，一年又一年，青了绿，绿了青，赶上我胆子大的时候，还会放一把火。

我将追寻他们的脚步，不紧不慢，走向自己的终点。

走进那个小小的盒子，填了沟壑。

能留下些什么？死者长已矣，转头空。

　　人口众多是我国社会经济特征，甚至一些外国专家和媒体带有调侃的口吻来陈述“中国威胁论”时，也总是拿人口说事。据说中国庞大的人口能够把世界的粮食吃短缺了，把全球的粮价吃上涨了。可见中国人口多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压力。但如果这些外国专家和媒体能够认真研究一下我国近年来的人口变化趋势，那么压在心头的石板也就可以卸去。也许这些人也看了这些数据，然后故意装没看见，这样就仍然可以拿中国人口说事。

　　中国人真的太多吗？这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看了。如果站在现在往过去看，人口真的很多，但如果你往未来看，则不是担心人口多的问题，而是担心劳动力可能不够的问题。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这个问题看似很荒谬，却在未来若干年很可能成为现实。在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上，意外地呈现出劳动力短缺，这是多么可悲的画面。人口的这种变化趋势无疑会对中国以后的社会经济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正是出于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担忧，所以现在一些学者提出了逐步改变过去城镇居民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现在很多学者会担忧未来的劳动力问题？很简单，统计数据让你不得不担忧。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逐步上升，直到1987年达到最高峰，该年出生率为23.33‰。此后出生率指标掉头向下，持续下降，到2007年该指标仅仅为 12.1‰。下降速度之快令人咂舌。统计数据表明，人口死亡率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7年达到最高峰值16.61‰开始，此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到2007年只有5.17‰。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率，这应该是经济学的常识之一。经济增长依赖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假定其他因素不变，那么经济增长就依赖于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劳动力的下降，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除非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来加以弥补，否则劳动力短缺势必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特别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还不仅仅是影响到人口增长和未来劳动力，它同时还会影响到人口结构。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新一代的人所承担的各方面负担也会增加，这可能会降低新出生人口未来生活的幸福感。

　　人多是坏事吗？这个问题得一分为二看。著名的马尔萨斯很早就指出，如果人口持续增长，假定资源总量不变，那么人均资源数量会持续下降，最后的结局似乎异常悲惨：地球上的资源被耗竭了！现在局部流行的所谓中国人吃涨了粮食价格的论调，实际上不过是马尔萨斯教条的复活。但是，历史数据表明，全球人口一直是持续增长的，但马尔萨斯所预见的结局非但没有出现，人类反而逐步进入到现代文明富足的社会。马尔萨斯为什么会预言错误？因为他低估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功效。

　　以土地为例。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单位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在逐步增多，假定土地产量不变，那么有限的土地根本无法承担无限增长的人口。问题在于，这种看法是一种静态的眼光。早期的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土地产量，仅仅是依据当时的土地产量推测的。无论一个人再怎么聪明，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现在的农产品产量到底有多高。这就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好的制度激励技术创新，技术的进步提高土地的产量，从而能够足够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所以早期马尔萨斯的担心是多余的。正如现在人们担心石油枯竭一样。

　　石油也是一种可耗竭的资源。当石油越用越少的时候，也就越来越稀缺，越来越昂贵。这个时候很多人用不起石油，就得设法寻找石油的替代品。于是，当石油的替代品逐步大规模生产和使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石油枯竭的担忧又成为一个马尔萨斯教条的版本。由此可见，土地也好，石油也好，在技术进步面前，都会显得无足轻重。那么反过头来看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早一点意识到未来的劳动力短缺，那么具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就应该更多地寻求用技术和资本来替代劳动，通过增加资本投入、通过技术提高生产率，来应对未来劳动力的不足。所以未来劳动力的稀缺只不过是一个相对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问题，这要看我们采取何种策略。

邹至庄

中国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功。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后，人口出生率从1980年的1.82%降到2007年的1.21%； 同时，死亡率在1980年是0.63%，在2007年是0.69%。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移民不算） 从1980年的1.19% 降到 2007年的0.52%。随后，控制人口的政策已慢慢放松，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

我想用经济学的立场说明，为什么放松控制人口的政策会促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

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提高人均GDP增 长率。在GDP增长率已定时， 降低人口增长率便会增加人均GDP增长率。因为人均GDP增长率等于GDP增长率减去人口增长率。这个公式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人口是1亿，GDP 是1000亿元，那么人均GDP是1000元。如果GDP增长6％达到1060亿元，而人口增加2％达到1.02亿，那么人均GDP将是1060亿元除以 1.02亿，等于1039.2元，结果比以前差不多高了4％。1980年的GDP增长率为 7.8%， 所以人均GDP增长率为7.8%-1.2%= 6.6%。2007年的GDP增长率为11.9%， 所以人均GDP增长率为11.9%–0.5%=11.4%。有现在这样高的GDP增长率，中国有能力维持比0.5%更高的人口增长率。

要是现在把控制人口的政策放松一点，人口增长率不会增加多少。这是一个经济定律。试看经济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率都很低，因为出生率降低。再让我们 看看中国的出生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据中国统计年鉴， 全国每千人的出生率从1957年的34.03下降到1975年的23.01。城市居民每千人的出生率从1957年的44.48下降到1975年的 14.71。1957年到1978年之间的出生率骤降有一个经济解释：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1957年的32.2%增加至1978年的55.2%，主要是因 为大部分妇女参加工作，工作的妇女要养育孩子有很多的困难。今后出生率也会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在农村地区，孩子可以帮助生产，而且养育成本较低；在城市， 食品、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成本都较高，而孩子不能从事生产。母亲在家里看小孩子，不能工作、失去工资，就是养小孩的成本 （叫机会成本）。因此，当人们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的时候，一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在经济发展中自然有下降趋势。

从现在开始，中国多生些孩子，还有好处。中国需要壮年人参加生产工作和养活老年人（国家扶养老年人的资源，也是壮年人生产的）。控制生育以后，老年 人人数比壮年人的越来越多，这两种人的比例不能增加太多，以至壮年人对老年人的负担太重。此外，男女人口的比例会回到平衡。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3-7)， 2007 年男女人口的比例，从0至4岁是1.236；5至9岁是1.205；10至14岁是1.165；15至19岁是1.128； 但从25岁到74岁比例近于1，是正常的。放松控制人口的政策会让男女儿童人口的比例回到平衡。

最后，我想指出现今中国人口众多的一些优势。

1.有了多的人口，容易在各个领域选拔最有才华的人。这些人才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贡献巨大。

2.人口多，提供了一个吸引外资到中国的大市场。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不仅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品质优良，他们还希望在中国国内市场出售产品。

3.一个更大的市场有利于技术创新。创造更新更好的产品是成本高的，除非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销售新产品，否则就不会是一个有利的创新。

4.在同等条件下，一个人口较多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影响力。

从上面论述中，我认为可以进一步放松对生育的控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妇女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人口出生率自然会下降。这一现象已经在中国发生，也在 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如日本和新加坡等已经发现人口不足，必须鼓励家庭多生孩子，而他们的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如果人口增长的控制还是过于严 格，今后的劳动力将会不足，以至无法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

今天，中国人均生产值已比1980年多了过十倍， 总生产增长率高，高于一年8%以上， 单是维持2007年0.52%的人口增长率，人均生产率也会高于一年7.5%。同时，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人口出生率自然会下降的阶段，还有受到过去控制生育 政策的影响，30岁以下能生育的人口少，出生率更不会高。我们可以说，控制人口的工作，经过三十年的努力，问题已经解决了。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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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上国闰六月，过了六三是六五。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人口超过
总人口10％的社会即为老龄化社会），我国从新世纪初起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
特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老有所养”的要求，并将之列入以改善民生
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近日，本报记者就如何推进社会化养老问题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进行了对话。

    记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老
龄化进程加快，“银发一族”的规模日渐庞大。同时，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中国的家庭结构快速
向“421”模式转变，即两个成年人要承担起照料四个老年人和一个孩子的责任。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适应这个发展趋势，社会化
养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蔡昉：是这样的。从社会发展规律
看，养老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功能萎缩的
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已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老年人的
需求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我认为，所谓社会化养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不仅要求建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以解决财政上的保障问题，还要建立专门的养老机构以解
决生理上的照料问题，提供精神上的关心关怀以解决心理的抚慰问题。这三个方面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彼此紧密相连，只有三位一体地看待，三管齐下地推进，才
能使社会化养老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记者：上述三个方面中，建立完善养
老保险制度可以说是解决整个社会化养老的经济基础问题，没有这个前提，社会化养老就很难落到实处。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状况看，农村和城市，东部和西
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设计和落实差异还比较大，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无疑是个重大制约。

    蔡昉：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是“扩面提标”。扩面，就是提高城乡覆盖率，该纳入的人都尽量纳入，其中的重点又在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上。提标，就是在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养老保险的标准。这项工作正在由政府加快实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对此做了新的部署。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抓紧推
进“扩面提标”的工作，不仅是完善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而且是赢得“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学上，我们把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龄化之前，社会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由此受益的现象，看
作“第一次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如果通过设计完善合理的
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为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养老模式奠定基础。

    记者：确实，对于“老
有所养”来说，财政上的支持仅仅是前提，它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包括机构养老、居家社区养老以及
自我养老等。只有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机构，才能解决不同家庭面对的不同养老问题，为不同需求的老人提供尽可能周到的生理照料。

    蔡昉：当社会变迁打破传统家庭养老
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时，养老观念和养老模式就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我国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但当两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要
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责任时，仅仅从经济上予以保障显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事实上，在今天，社会化养老的服务对象已不局限于鳏寡孤独老人，过去以敬老院为主
的养老机构已无法满足养老人群的需求。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正面临大发展的机遇。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我国老龄产业方兴未艾，应当看作是前
景广阔的“朝阳产业”。

    记者：“朝阳产
业”更需要尽早规划、积极推动。从目前社会化养老存在的问题看，养老机构良莠不齐，对老年人的生理照料不够周到是一方面，对老年人的心理抚慰
远未引起足够重视是另一方面。在社会养老机构里，老人过得舒不舒服，开不开心，这是许多家庭对社会养老机构心存顾虑的重要因素。只有提供周到贴心的服务，
才能让老年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安享晚年。

    蔡昉：的确，一个完整合理的社会化
养老体系，应当是经济上的支持、生理上的照料、心理上的抚慰三者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老龄产业是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服务产业。在社会化养老发展进程中，既
要大力完善“硬件”设施，又要重视“软件”提供。老年人是尤其需要关爱的群体，如果养老机构仅仅满足于
照料老人饮食起居，而忽略了他们心理上的需求，不能带给他们家一样的感觉，是很难得到真正认同的。

    在某种程度上，人性化的服务是否到
位，也决定着社会化养老事业的发展进程。即使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在物质生活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精神上、心理上的缺失。这就提醒我们，衡量
社会化养老成熟与否的标准，需要理性上的数字依据，也需要人们感性上的心理判断。

    记者：面对社会化养老这个大课题，在动员社会各方参与的同时，政府更要发挥积极作用。既然社会化养老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服务产业，政府不仅要给予政策扶持，而且要制定行业标准，进行有效监管。

    蔡昉：三管齐下推进社会化养老，需要在
制度建设、设施建设和队伍建设这三方面协调发展。在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问题日益迫切的今天，我们推进社会化养老体系建设，不仅是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
的具体体现，也是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保稳定的有效措施。社会化养老的发展方向是服务形式多样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而这既有
利于保障民生，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又能够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效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赢得“第二次人口红
利”奠定坚实基础。这是我特别想提醒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观点。

人口红利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真是无稽之谈。

纪宝成：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_新闻中心_新浪网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南方周末：所以你提出来“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

　　纪宝成：我们国家的人口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开头就说，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
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妇一生生育1.8个孩子——记者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
展。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是国策，保持低生育水平绝对必要。这一条不能动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

　　我们的调查，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2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
愿。到时候放开了，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2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现在城市人口就超过
45%)，平均就是1.8。

　　事实上，“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其中的前三句话，就是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执行的
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只不过后来，“两个正好”被去掉
了。

　　这个政策当时实施得非常成功。那还是“文化革命”当中的事情，也并没有像80年代那么强制，但也能做到使总和生育率从6降到3左右。就这么八九年的时间降了一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当时在湖北宜昌，我感觉基层也没有费太大力气。

　　南方周末：可能有人担心，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一放就乱，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

　　纪宝成：可能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乐观了。我不相信会回到六十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这么做？偏僻地方的年
轻人也不会这么做。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他不可能不卷入到这样一个进程中来，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人口学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左右，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到教育水平，影响到观念转变，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我们也有实践的经验。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难点在这。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你想想70年代，大部分时候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不也是一下从6个降到3个左右。

　　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愿望的。要生三个，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他也未必就乐意生3个。我们的计生委，确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难度不要估计得太大。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政策，干群关系会更和谐，家庭比较完美，可能婚姻状况更加稳定，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健康，教育部门的担子也会轻一点。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太过浪漫主义，我总希望，能让我们的计划生育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笑)。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南方周末：可以看到，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像你是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纪宝成：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
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
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
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
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
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
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
虑。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个期待的政策调整的时间表？

　　纪宝成：我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的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学术讨论要积极一点，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进行讨论，就是很好的现象；统计数字要准确一点，现在统计数字不大准，数字不准，心中无数，或者数字是乱的，这个对决策是不利的；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来源：南方周末）

计划生育政策把想生第二个孩子的群众视为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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